admin 008、木火土金水五行新考（上）
冲虚子
在上篇，冲虚子用了近万言讨论了四方、四风、四时和四方神，可以简单地归纳一下，就是讨论了四系列，主要涉及到的文献或考古资料是殷商卜辞、《尚书·尧典》、《山海经·大荒经》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如果说对其中的四时阐释得最透彻的话，可能非《管子·四时》莫属。只是我觉得《管子·四时》的写作时期一处于五行风气弥漫之时，即使是四分体系也不纯了，故未予载入。所谓五分体系，指的是将人类可以认识的各类事物分为五部分，并以金木水火土为中心的诸如上篇所讨论的五方、五时、五帝、五声、五色、无味等等等等组成整齐的哲学、知识的体系。
一、从四分体系发展为五分体系
四分系统是世界上原始先民的共同思维，正如张闻玉先生说的：“四分体制几乎是世界古老民族都几倍具备的原始计数体制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古巴比伦把宇宙看成是四等分的圆周，根据月相（新月、上弦、满月、下弦）把一个月分成四等分。古希腊于公元前6世纪就产生了以水、火、气、土为宇宙万物四大本源的理论。古印度有所谓的‘四大种子’，指的是风、火、水、地”。他同时指出，就是中国古代的八卦，事实上也是一种四行理论：天生风，地载山，雷出火，水成泽，何尝不是风、地、火、水四种物质？（见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讲座》第65页，贵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可见我国古代也一样，都是从四分体制出来，但我国最后形成五分体制且形成五行系统，却具有中国的特殊性。
那四方是如何就变成了五方的呢？在殷墟卜辞里，其实已经隐含了五方的概念，只是商代尚没有明确把五个方向（方位）配合在一起固化为一个概念，形成一个固定的系统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卜辞中多次出现：四方受禾；四土受年。需要注意的是，武文卜辞中的四方受禾对照的是“大邑”，乙辛问四土受年时对照的是“商”。所以，吴泽先生敏锐地指出：“殷人对当时的疆土，据甲骨文记载，已有五方之分，五分的名称叫做商，或中商、北土、南土、东土、西土。”（见吴泽著《吴泽文集》第１卷第１７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胡厚宣先生在数十年前也是这样的想法。
自然界的很多事物都具有四分特质，如春、夏、秋、冬四时，东南、西、北四方，就是文化一类的八卦也可以理解为四卦加四卦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为什么增加为五分呢？关键就在必须增加中央、中心这样的内容。这应该视为我们的祖先的一个重大思维发展。殷商时商王对任何一方的问卜，只是对某一方的关注，对东南西北四方的问卜，也只是对周边的关注，绝不是全部，只有四方加上“中”或“中商”或“商”（也就是王畿部分），才是商王朝的全部。这是由商王朝的统治方式决定的。我们在上篇《四方、四时以及四方神》中介绍过商王朝的体制架构，在这里，再简要回溯一下：商人所处的位置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即今河南省一带。商人自称为“中商”，如“勿于中商。”（《合集》7837），后人称为“王畿”。在公元前21世纪，在商族杰出的首领成汤的领导下，“殷革夏命”（《尚书·多士》），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和夏相比，商的国家统治力有很大的提高。当然，相比之下，夏王朝可能就简陋了很多。尽管我们现在缺乏资料对夏朝的诸多问题做出解释和分析，但从残存的历史信息中，还是可以获得一些。
先说夏王朝的建立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在舜、禹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孟子·滕文公上》）鲧治水失败后，大禹受命完成了治水大业。大禹所实施的是我们可以想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治水过程中仅靠夏族是不行的，一定要集中平治区域内所有氏族的人力物力，具有领袖禀赋的大禹以及强大的夏族自然是其中流砥柱，并逐步成为领导者应是大势所趋，夏王朝可能就是在各基础上建立的。再说国家统治形态。夏朝作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国家形态不可能完备，可能更像是一个超级的部落联盟，和我们现在的国家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夏王朝不可能有超部族的军队、超部族的监狱和官僚体系。所谓的国家事务应该还是各部族管理自己的事情，需要大家共同做的由各相应的部族承担，大部族承担的多些，和夏族关系亲密的承担的多些。只是（初期可能更是如此）以夏族为主导力量。商和周人在先祖都在夏王朝里承担一定的事物，比如商的先公相土就在夏朝“入为五官之伯”。根据文献记载结合目前的考古发现，夏王朝的活动区域在晋南、豫西和关中地区，中心地域应该在晋南，《史记·封禅书》等记载“夏禹……又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或安邑（非今运城市盐湖区之安邑，而是运城市夏县东下冯一带），或晋阳（非今太原市之晋源一带，而是运城市辖下之永济的虞乡镇附近，可见《括地志辑校》卷二第53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张之恒认为：“夏代都城的变迁可以分为前后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早期）为中心地区；第二个时期，以河南登封王城岗为中心地区；第三个时期，都城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张之恒《夏代都城的变迁》，载自《夏文化研究论集》第109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邹衡先生认为，夏朝的主要活动区域有三处，“一是豫西，可能延及陕东、鄂西，甚至远达川东等地；二是晋西南（即本文说的晋南，冲虚子注），其影响所及，或可到晋北、甚至内蒙；三是豫东，可能延及皖东、鄂东部分地区，其影响所及，或可至长江下游。”“夏朝势力未及山东半岛。”（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38-139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夏王朝也不可能建立起比较周密的国家安全机制，更也不会有像《禹贡》那样的进贡制度。故成汤两次攻击夏王朝，都比较容易就得手了。很多专家都注意到夏朝的多次迁都现象，早期几乎一代一迁，到后来的数代或一迁。很多专家如张光直等都从经济、资源、地理、气候等方面讨论较多。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安全因素。最严重的竟有像太康失国这样的灭顶之灾。这样的安全防卫机制不能不让成汤思考。所以，可以明显的看到，商王朝的统治体系特别的国家安全体系，是夏王朝的打了若干补丁的升级版。商王朝设立了内外服制，把王城放到可以控制的区域的中心，就是我们后来被称为“王畿”的地方，国家结构也表现为王畿在中、由亲属、功臣构成的畿边拱卫王畿、再外圈才是外服方国。为了保证王畿的安全，王畿一般半径在100-150公里，以便王军的有效控制护卫。商朝晚期还在王畿内修建了驿道、兵站和哨所，给王军提供后勤支持。（见《商代史·卷4：商代经济与科技》，第296页。宋镇豪主编，本卷王宇信、徐义华著。中国社科2010年版）通过上述简单的叙述就可以看出商王朝的政治版图，以中心为王畿、王在中心，四周形成以亲缘和忠诚度为标准层递的行政区域、部落方国。这样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了，由东南西北四方和中心构成商王朝的全部版图，王居中心，王为中心，以王为中心。我们可以从后来的木、火、土、金、水五德中尚土德、中医五脏心肝脾肺肾中重脾可以看出其中的渊源。我们再做一些比较分析。殷商卜辞和《山海经》里，四方和四方神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也谈不上谁高谁低；在《尚书·尧典》里，尧派羲和、羲仲、羲叔、和叔四人分别到东南西北四方，分别去观测东南西北四方中的南方朱雀七宿、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的循行轨迹和出现时间，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羲和、羲仲、羲叔、和叔四人，东南西北四方和南方朱雀七宿、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到了秦国国君设立少皞（白帝）、太皞（青帝）、黄帝、炎帝四畤时，可以明显看到少皞最高、太皞次之、最次黄帝和炎帝而赢氏始祖少皞高于其他三帝的位次关系。（参见拙作《四方和四方神》）从颜色上看，白色最高，青色次之，黄、红色再次。从方位上看，西方最高，东方次之，南、北再次之。其高低贵贱是按照关系远近排定的。和五行、五德的“中”、“土”为尚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在典型的五分系统中，金木水火土尚土，东南西北中尚中，很多人认为是尚土，其实尚土是衍生的，本源是尚中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这个中的实质并不是方位的中，而是中央的中，王所在中的中。我国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所需要的文化之一就是这个。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理解汉武帝为什么对董仲舒的那一套理论很欣赏了。这个以后再详谈。
上述的理由固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但要让五分流行起来，应该和当时人们的思维形成了共振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人们可能尚五，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五字结构。如《尚书》有五端、五玉、五载、五礼、五教、五刑、五品、五服、五流、五宅、五典、五辰、五章、五用、五采、五言、五声、五色、五邦、五事、五纪、五福、五辞、五虐、五极、五过等；《周礼》有五兵、五礼、五齐、五祀、五盾、五药、五种、五路；《礼记》有五岳、五方、五更（职称名）、五献、五贝、五经、五达道、五达德；《论语》中五者十数，如五美、五谷等；《孟子》有五霸、五禁等；《荀子》有五枝、五帝、五种、五兵、五疾、五卜、五权、五官、五味、五祀五听、五泰、五伯、五仪等。（见刘起釪《尚书研究要论》，第347页，齐鲁书社2007年版）完全是一幅五字的世界。有些五字结构并不周延，可能就是为了尚五凑出来的，所以并没有流行，更谈不上流传。但总的说，由四方到五方依然可视为我国古代思维的大飞跃。
二、五行源流说之一：五材说
在公元前5世纪，出生于西西里岛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综合了各种理论，确立了火、气、水和土为宇宙的四种基本元素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他认为，这四种元素或物质都是永恒的独立存在的，但他们可以以不同的比例混合起来，便产生了世界上的种种复杂的物质。古印度也有世界本源的“四种子”说。古印度的经籍《奥义书》说：“世界开展的第一步，由梵生空，由空生风，由风生火，由火生水，由水生地；于是物器的世界始告完成。”可见，人类的思维还是有一定的共同性的。
我国传统认为最早记载五行的文献是：《尚书·周书·甘誓》和《尚书·周书·洪范》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
《甘誓》涉及到五行的就一句话，夏启讨伐有扈氏时给有扈氏安的罪名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刘起釪先生认为：这里的“五行指天上五星的运行，即以之代表天象。”（《尚书校释译论》第2 册，第856页，）他把这句话翻译为：上不敬天象，下虐待大臣。（刘起釪《尚书研究要论》第338页，齐鲁书社2007年版）
现在着重研究著名的《洪范》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洪范》记述说，周武王灭商后，苦于没有治国的理想法则，就咨询商纣王的叔叔、曾任商朝太师的箕子。箕子回答说，我听说在很早以前，鲧治水的时候错乱使用五行，上帝震怒，不给鲧治国大法，治国的大法因此而丧失了。到了大禹的时候，天帝又把大法交给大禹，国家因此而大治。这个故事和耶和华通过摩西赋予犹太人《十戒》几出一辙。看来，先创造出神来，再以神的语言对人，就可以制造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个我们今天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故事，但却成为我国几千年来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统治大法，成为统治者和士大夫必须遵从的行为准则。
下面是《洪范》五行的原文：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従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従革作辛，稼穑作甘。
这是《洪范》的第五段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对五行的表述分三个层次。一是五行的内容，即水、火、木、金、土。二是五行的定义和功能：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三是所配味觉：水作咸，火作苦，木作酸，金作辛，土作甘。
《洪范》为商朝遗臣箕子于周初所做，自汉到民国初几无争论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1928年刘节先生发表《洪范疏证》（见顾颉刚等编《古史辨》第五卷，第388页，上海古籍1982年版），提出《洪范》成书于战国时期，更非箕子所作。从此引起数十年的争论。郭沫若认为,《洪范》为子思所作。《洪范》的成书年代，就有商代说、周初说、周中期说、周晚期说、春秋说、战国说，甚至被推到了汉初。根据徐复观、刘起釪的学术观点，结合近年来对叔多父盘、燹公盨铭文研究的李学勤、裘锡圭、李零等人的研究成果，做出《洪范》原文应为商代贵族箕子所做，在西周初年经过周朝的史官等人整理和改编的结论是合理的。当然，五行文本一定不是箕子原创，应该还有更古远的渊源，只是我们现在很难找到了，就说是夏代炮制出来的也未必不可。应该不是商人的原创，这是应该肯定的。
徐复观先生对《洪范》有一针见血的评价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他说：“《洪范》过去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并不是来自它的思想内容，而是来自对五行的附会。”（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486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我们可以看出，《洪范》的五行根本没有邹衍五行的意思，更没有汉儒将五行作为基本哲学范畴、用五行配五事的痕迹，“和天道完全没有关系”（徐复观语，同上第488页）。这里的五行，“只是社会生活中必需的实用资材，无半丝半毫神秘的、形上的东西。”（徐复观语，同上第488页）
把五行作为宇宙间的基本元素，其实也是后来的附会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把它们理解为世间的重要物质或资材则比较符合愿意，所以也称之为“五材”。尽管在《国语·郑语》里，太史伯曾有“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之，以成百物”一语，只是说明他的一个观点，并不能从文献中看到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情况。从五材脱胎于六府的嬗变，可能看的更清楚些。《左传·文公七年》，晋国的大臣郤却对当时主政的赵宣子说：
日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无德，何以主盟?子为正卿，以主诸侯，而不务德，将若之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谁来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说之。
六府指的是水、火、金、木、土、谷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徐复观先生说：“谷为生活之重要资材；此处之水、火、金、木、土，为谷并列而为六府，其并为民生之不可或缺之生活资材可知”。（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46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不知什么原因，六府这个概念很少使用，谷也从重要的资材中剥离出来，以后就用五材相称了。徐复观先生猜测说，因谷为土所产，就去掉谷而以土代之了，就成了五材。六府的府是人为集聚到一起的意思，五材的材指的是物资材料。《左传》中五材出现的很是频繁，当是当时五行的含义即是五材。 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通过《左传》《国语》，来看春秋时代的所谓五行，皆指社会生活中不可以缺少的五种实用资材而已，绝无后来所说的五行的意义。”（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46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三、五行源流说之二：五星说
金木水火土分别是五大行星的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汉代以前的名字分别是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和镇星。“观象授时”这一词语尽管在清代时才由毕沅提出，但人类在初年就可以开展这一活动了。古埃及人重视观测天狼星，因为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的时候，尼罗河河水就要泛滥，河水泛滥带来肥沃的土壤，就是古埃及人播种的时候；古代巴比伦人注意观测五车二（御夫座α星），当时御夫座晨升意味着春天的到来；我国的古代主要是观测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以定农时。我国观测天象极为古远，从文献上看，我们曾经说过的颛顼绝地天通的传说（见拙作《巫和医》），南正重和火正黎是文献记载最早的负责观象授时的官员，之后有名的就是尧时的羲和、羲仲、羲叔、和叔四人，他们分别到东南西北四方观测东南西北四方中的南方朱雀七宿、东方苍龙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的循行轨迹和出现时间，以确定春夏秋冬四时。古人都观测些什么呢？首先应该是太阳。通过对太阳的观测，人们发现了回归年，由此确定了太阳历，即通常说的公历；通过对月亮的观测，人们发现了朔望，即通过月亮极有规律的圆缺现象，制定了太阴历，就是一般说的阴历。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就确定了一年为365天，每4年一闰，每年12个月，每月30天左右。任以后的五行之风刮得多么强烈，也从来没有把日历改为五行历。可见，大家对五行也是有保留的，因为，它并不符合宇宙间的规律。
传统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时节性，《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荀子》说：“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四时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食也。”观测太阳和月亮并不能定农时，这就要观测五大行星。古人叫金星为明星、太白，黎明前见于东方叫启明星，黄昏时见于西方叫长庚星。古人称木星为岁星，人们发现木星循行十二年为一周天（实际是11.86年），对它的观测产生了十二次，由此发展为岁星纪年法。土星的循行周期更长，28年一周天，一周天即分为28宿，则每年土星镇行一宿，故叫镇星、填星，对它的观测产生了二十八宿概念。火星叫荧惑，先秦文献中的大火指的就是它，是名气最大的一颗星。水星叫辰星，用于观测春分和秋分。
《左传·昭公元年》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居於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於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这就是有名的参商之虞和动如参商典故的来源。《左传·襄公九年》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段话的意思是高辛氏（帝喾）为了分开两个每天打架的儿子，就把大儿子阏伯封到商丘，让他主管大火（就是火星，当时叫辰星），后来这颗星就成了商族的保护星，被商族世代祭祀。把四儿子实沈封到大夏（今晋南），让他主管参星，后来这颗星逐步演变为夏族的保护星，受到夏族世代的祭祀。通过对“大火”（心宿二）昏见的观测，在夏商之交的黄河流域，可以确定春耕播种时间。郑文光先生说：“参宿是一个群星灿烂、极其壮丽的星座。以参宿一为例，现在的赤经是5时40分，公元前2100年即传说中的夏代初世，赤经是2时20分，即在春分点东面35度。春分前后，所谓‘夏虚’即后来的三晋地区也即如今山西一带，开始春耕生产，此时太阳下山不久，参宿正在西方地平线上闪耀。因此夏族选择观测参宿为春耕生产来临的标志是极为合适的。”（郑文光《中国古代天文学源流》第31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而到了五六百年之后的商族崛起时，由于岁差的关系，参宿一的赤经为2时44分，在商丘的平原地带观测参宿星群离西方地平线已经很高了（无法观测了）。而此时，大火（心宿二）的赤经恰好在13时（现在的16时15分），春分前后，太阳下山之后，大火正好在东方地平线上。所以商族就改观测参宿定春耕而为观测大火确定春耕播种了。（同上，第31页）
后来由于周成王把他的弟弟叔虞封到了夏虚当时为唐国的地方，故叔虞变成了唐叔虞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他的后代改唐为晋，所以这颗曾经保护过大夏和唐国的参星就又成了晋国的神星。笔者的童年生活在晋南的乡村，冬天的夜晚一片漆黑，有三颗整齐排列的星星斜挂在通透的天幕上，很是耀眼。领我串门的爷爷伸手指向那三颗星星说，参星转到头顶的时候，就要过年了。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银河、织女星、北斗七星，参星也牢牢的记在了我的心里。
郑文光先生和刘起釪等先生均认为五行原本是指金、木、水、火、土五星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理由是什么呢？刘起釪先生做了详细的论述。《管子·五行篇》说：“经纬星历，以视其离（历）。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史记·历书》记载：“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 《汉书·艺文志》说：“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做”前者说明五行从天象而来，后者说明五星和五行的关系。刘起釪解释说：五行原本的意思是五大星的循行轨迹和规律。由于五材较能概括世界上的主要物质，人们渐多习用它，天文工作者就借用五材之名而为五星的代称，这样，五星就和五材相结合，正如《汉书·律历志》说的那样：“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填星”。
四、五行源流之三：思孟品行五行说
通过荀子对子思、孟轲五行理论的猛烈批判，让人们知道了子思、孟子也有一套五行理论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荀况字卿，也叫孙卿子（约公元前295-前238年），战国时期的赵国人，今山西古县人。当时的大儒，曾经的稷下领袖，和孟子一样都自称是孔子的学术继承人。著作有《荀子》三十二篇，其中在《非十二子》中，对当时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等代表者的思想理论做了评点或批评。对子思和孟子的批判是：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子对思孟的批评着力点主要就两条，一是提出“法先王”却不知道先王的思想，二是依据古老的一些观念臆造出新理论来并把它们叫做五行，这些不伦不类，无法理解，还把说成是孔子曾经说过的，导致后人都认为是孔子所说而遵奉，这是子思和孟子的大罪过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名伋，子思是他的字，相传著有《中庸》。孟子是子思学生的学生，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有亚圣之称，有《孟子》一书传世。他继承了子思的思想，故后人经常思孟连称。但到底思孟搞了一个什么样的五行理论，过去一直争论不休，唐朝的杨倞认为是“仁、义、礼、智、信”，即“五常”。章太炎、郭沫若、范文澜、杨荣国、侯外庐等都认为这里的“五行”含有“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的内容。而刘节、顾颉刚等人则以为思孟书中既无水火木金土等字样,而荀子这里却作如此批评,那一定是荀子传闻有误,错把邹衍当成孟柯了。也有学者认同杨倞的“五常”注解。直到一九七三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众多帛书中，有一篇被名为《五行》篇。整整二十年後，一九九三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村第一号楚墓出土的众多竹书中，有一篇自名为 《五行》篇，坐实了庞朴先生对思孟“五行”的考证：“二十年前的研究已经指明，这个《五行》篇，正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作为子思孟轲学派代表作来批判的那个‘五行’说；二十年後它与《缁衣》等相传为子思的著作相伴再次出土，并自名曰《五行》，於是多了一层内证，而使此前的断案铁证如山，永毋庸议。”（庞朴《竹帛五行篇和思孟五行说》）借助帛书五行篇，可以看出思孟五行是指“仁、义、礼、智、圣”，和杨倞的“仁、义、礼、智、信”仅有一字之差，看来杨倞的注解应该是有渊源的。思孟的五行指的是五种德行（读heng,非读xing）,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五行》开宗明义即写的是：
仁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行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智行於内，谓之德之行；不行於内，谓之行。义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行。礼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行。圣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行於内，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这样看，思孟的五行指的是五种德行，和《洪范》金木水火土五行一点关系也没有五行属火最吉利的字。荀子发出猛烈的批判可能还是和性善、性恶有关，而和“五行”一词没有关系。我们关心的是，思孟五行说对后世五行的发展，或者直接说对邹衍的五行说有影响吗？到目前还没有发现两者的联系。之前的很多议论在没有搞清楚思孟五行说的情况下臆断的。正如胡克森说的那样：“邹衍的思想直接渊源肯定不在思孟学派这里”（胡克森《从五行学说到邹衍五德终始理论的中间环节》，载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我认为思孟五行说影响了邹衍一说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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